因此,我请了一年的假,带着我十一岁大的女儿,以及想找个安静地方写作、同时也理清我的存在的模糊想法到加州去了。但是还有养活我们这档子事得照顾到。在金山大桥彼端的朋友家里住了几天之后,我觉悟到对一个无薪给的未来作家和她活泼的女儿而言,马林郡是贵得离谱了。
然后碰巧有人提到马林郡北邻的索诺玛郡住家比较便宜。因而在一个分外清爽、阳光普照的日子,我们无意中朝那边开去,过了圣罗莎,进入西边的巨大红木森林里。被那些树的庄严之美所震慑,我们决定在那一带找个地方住。我们刚巧在一个乡村小店的布告牌上看到一则启事,打了个电话,而在一小时之内就租下了在蒙里欧的一个廉价小木屋,位于汹涌的俄国河畔的红木丛里。
够巧的是我们的两位房东也都是作家,以他们一丛小木屋的租金来养他们的写作习惯。那位太太属于一个女作家团体,那个团体至今仍生气勃勃的在附近的一个城里活跃着。我们一见如故,而她可以说是任我踢叫强拎着我去参加的——毕竟,我又不是个作家,去那儿干嘛?但在我与作家团体碰面一次之后,我就上瘾了——倒不是对写作,反而是对和那些我所见过最迷人的、多彩多姿的女人们的交互作用而言。
在夏威夷我总以为我的生活方式与我的大家同事比起来多少有点放荡不羁。但在这儿,藏匿在“反文化”的气氛当中,我觉得自己正经得紧。当我走进当地的健康食品店时,我老是自觉忸怩,我总是唯一穿着牛仔裤和毛衣而非一件嬉皮装的人。这些人不知怎么总能靠以物易物、交换、兼差和粮票而设法让他们自己有地方住,有衣服穿,有东西吃。许多人是某种艺术家,而全都至少热衷于一样事情,不管是妇女运动、建造一间房子、学校制度、营养或禅。当然,我以那年休假在西班牙小城里看村人同样浪漫的眼光去看他们。但这些却是(多少)和我说同样语言的同胞,而且,大多来自同样的中产阶级根源。在那一年里我与其中不少人弄得相当熟了,而且还形成了几个长存的友谊。
那么,我们——我女儿和我——就在那儿,住在一个嬉皮社区里巨树下的小小木屋里。大多数的日子我都花在我书桌旁,那是我由一张门板和装橘子的木箱设计出的,挤在六尺乘八尺的厨房里。当我女儿在河对岸桥边不远的、低压力的学校里闲闲度日的同时,炉子暖着我的背。但这并非我写作“伟大的美国小说”的一年;除了少数几篇短篇小说外,我写的东西结果多半是自我探索性的。日子过得相当兴高采烈——令人震撼的布景、得以认识这些人、我对小说的初萌芽的尝试——但大部份时候我仍是悲伤的,我开始看出,我至今所追求而未成功的是透过婚姻生活得到一种方向感;现在则全靠我去找到我生命的方向了——那令我感到孤寂。同时,我也开始了解在我的工作上我一直在当女主角,我对学生的关心还不及我对当个明星有兴趣——那使我对回去教书觉得不安。话说回来,在这儿我是和人同住着,他们有些和凯西一样的怪,他们相信各种各类乖僻的事,而不去做那些他们“被认为”该做的事,象是守住专职及存钱在银行里。他们如此惊人的充满活力、多彩多姿又有吸引力,但他们却与我有天壤之别……或并没有?
那么,在蒙里欧这一年并没帮我理清什么,而是令我觉察到我曾经是而不再是什么。我略略得知,我在西班牙的一年给了我一个对实相的不同看法,我再也不可能是原来那个人了。在一个“陌生的”文化里又过了一年使我改变得更多了。藉着观察那些拥有不同信念(因而有一个不同实相)的人,我自己的信念也变得可见而相形之下变得不可接受了。我必须摒弃它们,却不知用什么来取代。
就在此时,我第二度遇见赛斯,在准备离开我的森林环境回去夏威夷和大学时,我拜访一位朋友的家去跟她道别,她正巧在读赛斯的《灵魂永生》。在所有这些人中间待了一年,我比来时要开通些而且好奇些。我打开书的半中间,读到:“如果你扩展你的爱、健康和存在的感受,那么你就会在此生及其他生生世世被吸向那些特质;再次的,因为它们是你所专注其上的事。恨战争的一代不会带来和平,爱好和平的一代才会带来和平。”
那个概念有什么(前卫)呢?我心里奇怪。对我来说它满有道理的。我很快地浏览一下书里不同的片段——因为这不是阅读它的场合——而格外地为它的清晰和一致性以及我感觉到在它背后的可靠性所震撼。在过去,我曾浏览过“奥秘的”书籍,发现那些文字很难看得下去,不论它们潜在的长处是什么。但我却发现这本书写得很清楚易懂,而且如凯西说过的:“很切题。”这个赛斯真的在对我说话呢!
回到夏威夷后,我买了当时已出版的所有赛斯书——《灵界的讯息》、《灵魂永生》及《个人实相的本质》。首先我把它们读过一遍,在某些部分画线,并在书页边批注。然后我回头,开始做些他建议的练习,在我的日志里写下所发生的事。不久我便建立了一个每日例行的“赛斯功课”,有大约三年的时间那成了我生活的主要焦点。我变成了有点象个隐者,只有去教课或去半条街外的海滩时才离开家。其他的时间我都在家,多半独自一人。为我自己创造一个新实相是我的目的,而赛斯是我信赖的向导。
一开始我对他的关键性概念——我们创造我们自己的实相——有所抗拒,因为在那时,我的实相有许多令我不喜欢的地方。我为什么会创造它们?但我随即开始去看那积极的一面,而看到我的实相的所有愉快面。开始欣赏、感谢自己做得“对”的地方,而看出那个概念的一个重要涵义:如果我们的确创造了自己的实相,那么我们便能做我们想要的不论什么改变。我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我看出我以前感觉多无助,相信“外在的力量”促使我做我做过的那些事,而我没有办法。因此这个新概念对我而言具有相当的启示性。
过去这些年来我阅读过很多心理学的书。六十年代初期我发现了马斯洛,那时他说的话就如十年后赛斯对我说的一样有意义。马斯洛相信我们应该以健康、自我实现了的人作为效法的楷模,而非以有缺陷、有需要的人作为我们去效法的楷模。那对我而言是真知卓见。他对已自我实现的人的描写很有启发性,但却似乎不可企及。我无法只靠意志力使自己具有一种完整感和与所有其他人的相连感,以及自发、开放、诚实、善意、个人性、自治、游戏性等等特性。有这种特质的人一定是与生俱有的,或有一个和我非常不一样的童年,而且,就那一点来说,也是和大多数人非常不一样的童年。毕竟,心理学书籍说我们在六岁以前已定了型;而且要改变那个型是难如登天——因而你最多只能对你自己是谁——一个静态的、固定的模型——适应而已。